3月14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北京醫療隊員送別出院患者。

1月27日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北京醫療隊員登機前往武漢。

 1月28日

武漢協和西院，醫護人員正在北京醫療隊病區搬運消毒設備。 

2月2日

醫療隊員將姓名寫在隔離衣上，以便于相互之間確認身份。

2月8日

北京朝陽醫院援助隊和遠在北京的同事進行5G視頻會議。

3月6日

北京醫療隊員重溫入黨誓詞，踐行醫學誓言活動。

3月8日

北京醫療隊員韓遵海為病人剪指甲。

疫情下共同奮戰的經歷，像繩子一樣將人與人緊緊系在一起。

每位醫生心中，都有一名“地位特殊”的患者——為他插過管、數過呼吸、出過“奇招”，拼盡渾身解數從生死一線上拉扯回來。

看他們撤掉呼吸機，肺部恢復干凈影像，走出病房，成為醫者不言說的小小心愿。

1月27日至3月30日，138名醫務工作者組成的北京醫療隊，在武漢與新冠病毒展開了漫長角力。他們累計收治患者345例，220人擺脫了疾病的陰影，回歸日常生活。

65天中，醫療隊經歷了疾風驟雨般的開頭，在特殊環境中與陌生傳染病背水一戰，也迎來柳暗花明，在逐漸空曠的病房樓中看到武漢的春天。

院感“防火墻”

北京醫療隊接管的首個病區，成為當地病區院感改造的樣板。

“在這兒打墻吧。”

說話的是北京友誼醫院呼吸科醫生王維。

這天是大年初四，疫情下的武漢靜悄悄的。聽到要破土動工，正在介紹情況的武漢協和西院副院長郜勇愣住了。

封死走廊的院感改造，是北京醫療隊貢獻的第一個特殊經驗。1月27日，緊急集結后的北京醫療隊連夜抵達武漢。次日，專家組進入武漢協和西院，實地查看病區情況。

醫院剛剛騰空了住院樓。兩天前，這里還住著肝膽外科、口腔科、骨科等科室患者。接到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通知后，醫院在每一樓層劃分了清潔區、緩沖區和污染區，以門和屏風作為隔斷。

來到病區后，北京醫療隊專家組提出要“打墻”，形成更徹底的隔離。硬隔斷取代門隔斷，走廊徹底封死;一側的兩間病房打通，形成一個迂回的通道，讓醫生與護士出入。

疫情下的武漢，很難找到建筑工人。武漢協和西院綜合辦副主任吳勵志回憶，當地醫生動用了私人關系才請來義工;由于交通管制，武漢一度陷入停頓，想去建材市場買隔離材料，他們得開車“偷渡”，出發前就做好了被交警攔下的心理準備。

1月29日上午8點，北京世紀壇醫院感染科醫生苑曉東來到武漢協和西院12樓。經過一夜的施工，綠色的新墻已經打好，用手敲一敲可以聽見清脆的回音。輕型材料，這無傷大雅。讓他關心的是墻與廊壁間微小的縫隙，意味著隔斷仍不徹底。他叫來12樓東病區護士長程小翠，對方會意，幫著將連接處打上了玻璃膠。

這一模式，最終成為當地病區改造的樣本。此后，大夫們在陸續新開的病區里遵循統一的進出路線。在清潔區穿上隔離裝備，穿過四扇門來到患者面前;抑或在緩沖區內依次脫下防護服，返回清潔區。

每間病房外都放著專門的手消液，出緩沖區，醫務人員要反復十多次手消。醫生離開污染區，會先在淋浴間洗半個小時的澡，回到駐地，把衣服脫下在高溫水中浸泡。

馳援武漢65天，北京醫療隊實現了“零感染”。

病區“拓荒記”

一周內，北京醫療隊“兵分三路”，成為武漢協和醫院接管病區最多的醫療隊之一。

1月29日早上8點，武漢協和西院12樓，不到24小時的改造后，這里成為北京醫療隊第一個病區。

緩沖區被鑿開的墻壁，來不及安上拉門;病房外的走廊上還掛著大紅的燈籠。

沒有磨合和適應的時間。北京世紀壇醫院呼吸科醫生丁新民承擔“開路”的任務，和北京世紀壇醫院ICU醫生臧學峰、北京老年醫院呼吸科醫生田蓉，首先進入病房。

軍醫出身的丁新民，擁有豐富的臨床與國際救援經驗。相比救治患者，更讓他掛心的是秩序——患者以怎樣的方式和狀態進入病區，沒有前車之鑒。如果人數過多，全部積壓在護士站，一旦發生混亂，會干擾正常搶救。

當天下午3點33分，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入院，患者病情極重，對外界呼喚失去反應。隨后3個半小時內，病區涌入13位病人，大部分病情嚴重。原本，醫療隊打算先接診一批輕癥患者，以測試各環節是否順暢運行。

接診過程中，丁新民一直注意著護士站的情況。患者入院后，被他挨個兒看著分流進病房，以保證病區秩序;為了應對過多的人數，他用上了部隊中“分類檢傷”的方式，按照病情輕重調整救治順序。

1月30日，10層病區啟用。北京朝陽醫院醫生王峰從來沒見過這種收治頻率。往日，一個病區一天只有3到5名患者入院，來了武漢，病區里每天增加十多張陌生面孔。

“早期人等床很明顯，只要有床位，馬上有人來。我們開病區很急，的確是外面的患者等不起了。”他說。

2月3日，8樓病區開放。北京醫療隊這支剛集合沒多久的隊伍，很快兵分三路，重分陣營。

北京宣武醫院呼吸科醫生李艷覺得自己在“拓荒”。短短一周內，她在三個病區輪了個遍。由于工作樓層變化，和李艷搭班的本地醫生，每次都不一樣——剛開始是耳鼻喉科的，后來變成肝膽胰外科的，最后變成了骨科大夫。有一天，她習慣性地在10樓穿上隔離服，進入隔離病區開始工作，越干越覺得不對，半個小時后突然醒悟，自己現在是8樓的醫生。

沉重的遺體

在隔離區，王峰第一次上手搬運遺體。短短30米的路程，是他忘不了的沉重。

CT片出來了。北京世紀壇醫院ICU醫生陸非平心里“咯噔”一下。

在北京，他沒有接診過新冠確診者，只聽說“新冠比SARS傳染性強、危害性小”。現實是，很多新冠肺炎患者雖不發燒，但呼吸困難、大量檢查指標不佳，拍了CT，嚴重的肺部炎癥讓大夫們倒吸一口氣。

“拖太久了。當時武漢床位緊張，第一批入院患者，基本都在院外等待了很久，許多人錯過了最佳治療期。再加上病毒性肺炎缺乏特效藥，治療手段有限，人們對新發疾病的認識也不夠。”陸非平說。

2月上旬的一天，王維在病區中查房，隔壁病房一位患者突然倒在衛生間。經過40分鐘的搶救，患者心跳一度穩定，但瞳孔已開始散大，最終未能救回。這邊剛忙完，病區里另一位患者突然去世。

王維回憶：“看到人沒了，就覺得無力，焦慮，恐懼，每天上班都可能有患者死亡，有些束手無策。”

某天夜里，一位60多歲的老先生血氧突然下降。王峰剛接班就開始搶救，胸外按壓、球囊輔助通氣，用盡了辦法，仍沒能救回。

特殊時期，無人進隔離區搬運遺體。王峰和搭班的三位同事將老人抬起來，慢慢往門口走。老人的病房在護士站的里側，離出口大約三十米。王峰穿著隔離服，喘著粗氣，他像對待一位生者那樣小心地對待遺體。手中的觸感僵硬，王峰內心難過極了。

作為醫生，王峰見慣生死，第一次覺得死亡如此沉重。

在嚴重的病情面前，醫生們決定背水一戰。

陸非平今年58歲，是醫療隊中的“老人”。在同事們的印象里，只要來了病人，他沖得比誰都快。情況最嚴峻時，他在隔離病房待上三四個小時，查完一輪房，覺得心里不踏實，會反復回到重病患者的床前，有時，一個房間要來上四五次。

臧學峰數過寧辰的呼吸。寧辰入院時即病重，正常人血氧飽和度在95%以上，她在吸氧狀態下，血氧也只有80%，嚴重呼吸衰竭。正常人的呼吸頻率，一分鐘在20次上下，寧辰達到了40-60次。

看著寧辰扶著床欄、接近瀕死狀態地喘氣，臧學峰拼命思考怎樣才能救下她。他嘗試教她正確的呼吸方式，但寧辰無法自控;他把病房內所有能用的給氧設備都想了一遍，經鼻高流量外再套上一個儲氧面罩，試圖讓寧辰能吸入哪怕多一點的氧氣。

他學會了有些“浮夸”的說話方式：見到一個患者，就大聲告訴他們，“我們是北京來的專家，這個病見多了，好治!”直到對方的眼里亮起希望的小火苗。

漫長的“查房”

從病房出來，看著長長的走廊，李艷一度覺得查房是一件完不成的事。

武漢協和西院肝膽胰外科主任張勇，與北京朝陽醫院醫生張黎明共同負責10層病區。兩人頗有一些緣分，張勇的愛人也是醫生，曾是張黎明的學生。

山東人張黎明性格隨和，一口方言混合了山東各地口音，很有些幽默，張勇卻有點“怵”他。有患者病情加重，張黎明就催張勇去聯系醫院ICU;床位不夠，就催張勇快點去弄機器。“每天被他‘拿著鞭子’在身后抽。他說，能弄來機器我就能插管，盡可能多弄。機器還沒到，已經開始考慮怎么安排人手了。”張勇說。

三個病區很快迎來收治峰值。2月6日，北京醫療隊在院患者達到140人，床位接近滿員。

一個病區近50人，有時，李艷覺得查房查不到盡頭。人多、病重，患者大多焦慮不安，需要大夫撫慰的，除了身體還有心靈。走到病床前，她除了思考治療方案，還要回應患者的各類問題，往往上一秒還在考慮用藥，下一秒就要切換“頻道”，思考如何安慰、說服、勸誡患者。常規情況，醫生查房到中午就能結束，在隔離區，時間有時會延長一倍。

后來，她嘗試調整查房策略。先從最重的患者查起——他們需要更多的專業思考。等完成這些，她心中的大石頭放下，可以更輕松地為較輕患者查房，有余力做更多的人文關懷。

很快，有創呼吸機“搬”進了病區。

2月12日，根據國家衛健委防控治療部署，北京醫療隊在每個病區裝上了2臺有創呼吸機。張黎明所在的10樓病區，病情最重的一名患者接受了插管治療。

“在普通病房里做氣管插管，醫護是要承擔壓力的，無論是工作強度還是防護風險。但是大家扛住了壓力，沒有人抱怨，我覺得非常欣慰。”李艷說。

看護插管患者，工作量數倍于普通患者。張黎明介紹，普通病房床護比是1：0.4，ICU床護比是1：3，加上隔離病房內護士無法工作8個小時，后者所需要的護士還要翻倍。醫生們同樣如此，對一名普通患者的查房，數分鐘就能完成，進入插管患者的病房，往往一待就是半個小時。

然而，無論是張黎明還是陸非平、王峰，得知有創呼吸機要來之后，第一感覺都是“心里踏實了”。

“就像戰士手里有了武器。”陸非平說。

出院的曙光

在漫長的拉鋸戰中，患者出院，是大夫們最高興的事。

2月13日，北京醫療隊的三大病區，仍處于滿負荷運轉狀態。不過，首批患者的出院，讓醫生們開始看到曙光。

余風出院的那一天，武漢陰雨多日的天空放晴了。

除了是醫療隊首批治愈患者，余風還是一名ICU護士。感染新冠病毒后，余風低熱、干咳、乏力，2月2日，作為確診患者入院，經過11天的治療，余風癥狀好轉，核酸檢測“雙陰”，達到出院標準。

“她是最先好起來的那一批患者，又是醫務人員，送她的那天，我的心情也轉好了。”王峰說，在此之后，越來越多的重癥患者出院，讓他壓抑的情緒逐漸緩解。

病房的條件在改善。防護物資、醫療設備日漸補足，更多醫療隊來到武漢協和西院施以援手，讓醫生們心情輕松很多。患者們的狀態也在發生變化，早先，王峰查房時，患者病情重、精神差，無力交流，隨著身體痊愈，病友們開始互相鼓勵，主動聊起自己的工作與生活。

李艷有一位特別關注的患者，68歲的老先生，被大夫們先后三次病例討論。原本他應上機插管，第一次因為沒有機器，第二次因為狀態略有改善，第三次則因意外沒能上機。李艷不愿看他病情被耽誤，對他使盡渾身解數，這位患者也很“爭氣”。

3月28日李艷查房，老先生明顯好多了。他拿起手機，一筆一畫記下醫生護士的名字和電話，要日后挨個兒致電感謝。

三個嘆號，會師了

兩個月過去，當初兵分三路的隊員們，再度會師。

“第55天!今天開始合并病房了!距離勝利又近了一步!”

3月21日，北京安貞醫院ICU醫生賈明發出一條帶著三個感嘆號的朋友圈。照片上是酒店門前的噴泉，背后是灰白色的陰天。這不是一個明媚的好天氣，但他高興極了。

前一天晚上，醫療隊臨時召開會議，決定將8樓病區合并至10樓。當日，在院患者共74人，幾乎是最高峰時的一半。患者數的銳減，是病區調整的直接原因。北京友誼醫院醫生劉壯介紹，病房騰出后，可以節約人手，武漢協和醫院也能盡快開展終末消毒，為回歸正常診療做準備。

21日上午，王維在8樓查完最后一次房，再次傳達了“搬家”的消息。患者很平靜，許多人已習慣疫情中的特殊遷徙——從一家醫院到另一家醫院，一間病房到另一間病房，這一次，至少不是壞消息。

在醫生眼里，合病區意味著離“勝利”更近了一步，可喜可賀。從8樓轉移到10樓，王維見到原先被抬著入院的病人，不少恢復了自由行動能力。他感到很寬慰。

患者出院的速度，仿佛入院時那樣迅猛。3月28日，在院患者變為38人，12樓病區合并至10樓。兩個月時間里，北京醫療隊先是兵分三路，然后迅速三軍會師。

再值班時，“清閑”下來的李艷有精力應對患者王雄的“考試”了。

王雄懂些醫學知識，非常在意自己的病情，每次遇到大夫查房，都要就自己的化驗檢查、治療方案細細“盤問”上一番。檢查結果條目眾多，隔離病區不能帶手機、不能帶檢查資料，醫生未必能記全。若是回答上來了，王雄滿意且配合，答不上來，王雄便不高興。

患者眾多時，李艷沒有工夫照顧他的特殊需求。現在，值班的前一天，李艷會將王雄的化驗檢查結果背下來，第二天在病床旁對答如流，各生歡喜。

系上離別的紅腕帶

3月29日晚上11點半，消息傳來：北京醫療隊后天返京。

3月29日，丁新民查完房，突然有種告別的預感。

3天前，北京醫療隊臨時黨總支書記劉穎與領隊劉立飛前往海南醫療隊和安徽醫療隊駐地，送別這些共同抗疫的戰友。越來越多熟悉的面孔從丁新民的視野中消失了，隔離區和醫生工作區，突然變得空蕩很多。

疫情下共同奮戰的經歷，像繩子一樣將人與人緊緊系在一起。

北京中醫醫院護士蔡衛敏用紅色的絲帶編了一條腕帶，作為侯亮的出院賀禮。從扶著墻入院，到精神抖擻地出院，侯亮有著無限感激。“北京與協和的醫務人員救了我一命，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為了給北京醫療隊送別，武漢協和西院護士胡娟娟連夜與同事排了幾支小舞蹈，有《感恩的心》，有《暖暖》。準備時間太倉促，上場時，音箱和手機出了問題，護士們表演到一半，歌曲總被“下一首”的提示音切斷。一開始，舞蹈一停，人群就發出善意的笑聲，到后來，音箱被關掉，所有人一起唱起歌來。

3月31日，北京醫療隊在援鄂65天后，歸來。

(文中患者均為化名)

“可能害怕我們惦記，你們都瞞著我們。爸媽知道，這次疫情是國家一個大難，每個人都應貢獻力量，你能親自上戰場，我們很高興，全力支持。”

“家里麗麗(化名)和小璇(化名)給我們買足了糧油副食，水果、新鮮蔬菜都吃不完……特別告訴你，媽媽現在天氣好時都能下樓遛彎了。希望你安心工作，多救治病人，讓更多患者早日康復出院。”

“等待你和戰友們勝利歸來。”

——3月7日，北京安貞醫院ICU醫生賈明收到父母寫的一封信

“孩子的小名，如果是男孩叫袁保，是女孩叫袁援。希望孩子能健康長大，不求富貴，只求平安。”

“特別希望他/她趕緊長大，讓我好好抱一抱。我會把全部的愛給他/她。”

“還希望他/她能有責任和擔當。國家有需要的時候，能挺身而出。如果未來還有疫情，他/她當了醫生護士，想上前線，我絕對不攔著。”

——北京天壇醫院護士袁磊收到傳來的愛人首次產檢B超視頻

A08-A09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戴軒

A08-A09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陶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