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問過我，當初已經離開祖國那么多年，為何選擇回國?我都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們：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當時的新中國還在成立初期，一切都百廢待舉，正是急缺人才之際。我曾在美國時代雜志封面上看到過我國導彈專家錢學森，當知道他毅然回國的消息時，內心有著很深的觸動。那時的我已經三十多歲，時不我待，作為中國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國的懷抱，想把我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1978年，我接到國家交給我的任務，正式就職于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從此和麻風病防治研究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這項工作于我而言雖是嶄新的研究領域，但麻風病卻是人類所面臨的古老疾病，被認為是“不治之癥”，因病致殘的麻風病人也一直備受歧視。過去世界上很多麻風病人被隔離就算是好的，不隔離可能就面臨著被活埋、被燒死、淪落到無家可歸等情形。因此，說起麻風病，人們往往談之色變，深入工作中，我也深感麻風病人遭受的疾苦。

　　記得1979年到云南省的麻風村做實地考察時，我見到了好幾個年輕的麻風病姑娘和她們深受病痛折磨的家庭。她們本能夠擁有青春的年華和幸福的生活，但身心每天都遭受著痛苦與折磨，眼神里也透著絕望。但當時的麻風病防治工作還只注重實驗室研究，研究成果往往不適用于實際，而根據前期積累的大量調研數據，我深知只有深入到病人身邊、進行非隔離治療現場研究，才有可能解病人之疾苦、消社會之歧視。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西雙版納勐臘縣境內麻風寨的麻風病防治研究工作開始了。我們皮防站的兩位同志在全縣范圍內歷經三個月的艱苦考察，探訪到的都是禿手禿腳、老鼠咬了手腳都察覺不到、生產生活不能自理的晚期病人。這不僅使我們工作人員內心受到極大震撼，同時大家也決心要治好這里的病人。隨之，我也把有關中國麻風病情況的詳細報告遞交給世界衛生組織，最終得以實施麻風短程聯合化療項目，并收到了世衛組織援助的聯合化療藥品及車輛等物資。

　　1983年初，短程聯合化療現場實驗正式施行。實際上，在村民們的固有觀念中，麻風病是治不好的，連村長刀建新也對治愈麻風病表現出極度的不信任。但在我們挨家挨戶為病人檢查潰瘍、耐心講解治療工作之后，尤其是刀建新，由強烈排斥逐漸轉變為接受。之后，刀建新還主動協助我們做通了村民們的思想工作，努力勸說大家服藥接受治療。服藥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新藥剛吃上二十幾天，有些病人的臉部從發紅到發紫，由于藥物副作用引發的恐慌，使有些病人開始拒絕服藥，甚至直接把藥扔進水里。面對大家的質疑，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挨家挨戶做病人工作，告訴他們這僅是服藥后色素沉淀的正常反應，然后開導并鼓勵大家堅持服藥。三個月后，病人的色素沉淀明顯好轉，心理上的恐懼徹底打消，身體狀況也慢慢得以好轉。兩年后，我們為村民進行復查，結果顯示服藥病人全部治愈且沒有復發情況。

　　階段性的成果總是令人欣喜，但麻防工作不能停下。我經常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工作不能怕苦就不做、怕臟就不做，這不做那不做，我們身為醫務人員的使命何在?”當時我國的云、貴、川等地依然是麻風病流行的重災區，在國家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大力支持下，這些地區都相繼開始推廣實施短程聯合化療，短程聯合化療工作得以大力開展。而在這30多年深入基層過程中，7個地州59個縣的1萬多名病患得到治愈，麻防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現如今，全國麻風病人從11萬人降至不足萬人，年復發率僅0.03%，遠低于國際組織小于1%的標準。

　　昔日麻風寨的村民已經過上了幸福的生活，我由衷為他們感到欣喜，同時也為從事麻風防治工作的人們感到自豪，是大家用堅持和奮斗給予了麻風病人新的希望。愛國有道，行為有范，艷陽與陰雨，平坦與坎坷，都是對我們工作的最高獎賞。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多年的醫療工作和社會生活中，正是在黨和國家的大力培養、支持和幫助下，我們治好了很多患麻風病的老百姓，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認，而且我們的治療方案也獲得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隨著黨和國家在醫療衛生事業上，不斷加強對麻風防治工作的重視以及加大對防治經費的投入，當前我國麻風防治工作經驗豐富、成效顯著。這讓我看到黨和國家是真真切切在為老百姓辦實事、謀幸福，同時我也很感謝黨和國家，是祖國這片沃土造就了我，讓我有機會放手從事麻防工作，讓我有機會看到被治愈病人臉上洋溢的笑容、過上的幸福日子。

　　現在的我雖即將進入期頤之年，但不愿余下的日子在閑暇時光中浪費掉。在崗位上繼續奮斗、為老百姓辦實事是我應該做的，對于徹底戰勝麻風病，我做的還遠遠不夠。只要我不是醫院工作的累贅和包袱，我還愿意繼續工作，還愿意為麻風病人服務，我的目標就是徹底戰勝麻風病。因此，我會再接再厲，為黨和人民努力工作到10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