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為深入推進黨史學習教育，市委黨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和市委宣傳部、市衛生健康委共同主辦的“時代楷模”李桓英同志先進事跡報告會10月起在京舉行。報告團成員用質樸的語言、真摯的情感，作了一場場感人至深、催人奮進的報告，全面展現了李桓英同志的愛國情懷、醫者仁心、科學精神和黨性修養，有力展示了中國科學家為推動共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作出的巨大貢獻，充分體現了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生動詮釋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本期院報節選刊載《大家》《初心》《豐碑》《大愛》《赤子》《嚴師》六篇宣講報告。

大 家

辛有清 北京友誼醫院黨委書記、理事長

　　今年8月我陪同中宣部領導，將“時代楷模”的獎章和證書頒發給李桓英時她的感言：“沒有百姓就沒有我”“這些都是我服務過的人”，多么自然而深刻的話語呀!李桓英同志以她傳奇般的百年奮斗經歷，鮮明體現了心有大我、赤誠報國的愛國情懷，生命至上、護佑蒼生的醫者仁心，求真務實、勇于攀登的科學精神，堅守初心、踐行使命的黨性修養，她不愧是時代楷模和我們的人生榜樣!

　　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讓身居海外的李桓英深受觸動。那時的她，擁有中、美兩國兩個知名學府的學習經歷，還有世衛組織的工作經歷，這在很多人看來是走上了人生的巔峰，但她卻做出了大家意想不到的選擇。1958年，她婉拒了世衛組織高薪續約，離開父母親人，毅然回國工作，用所學報效祖國、醫治患者。父母曾多次勸她去美國團聚，她卻說：“當初選擇了回國，我就不能反悔。”在她看來，“愛國”并沒有什么值得自我標榜的，因為“我是中國人，不能忘本”。她就是這樣，把一顆滾燙的心交給了祖國，把滿腔純樸的愛獻給了人民，用一生的奮斗去實現報國愛國這個無悔的誓言。習近平總書記說：“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是一個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家國情懷、赤子之心，這正是李桓英的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1978年，已經57歲的李桓英全身心投入到令人望而生畏的麻風的防治事業，她把醫者的同情轉化為對患者的關愛，從未因任何艱難險阻而動搖膽怯。年事已高的李桓英長期奔波在云、貴、川貧困邊遠地區，7個地州、59個縣，幾乎每一個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跡。在深入麻風村的途中，她曾經4次遇險，2次翻車，2次翻船，這些都沒有令她絲毫退縮。正是醫者的人間大愛，賦予她不竭的前行動力。在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下，我國三級醫療網絡逐步完備，麻風防治策略在全國迅速推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國家制度體系的支撐，為李桓英同志防治麻風病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她的精心醫治下，數以萬計的麻風病人解除了疾患，回歸了社會，也擁有了幸福的家庭。她用一輩子的實踐詮釋著醫者仁心、大愛無疆，堅定而有力地告訴世界，在中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李桓英不僅是一位敬佑生命的醫者，更是一位執著奮斗的科學大家。為獲得第一手研究材料，她堅持把臨床研究現場放在麻風村。她研究推廣的“短程聯合化療”方法，開創的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麻風病“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十年間，她用腳步丈量麻風村寨的每一寸土地，在臨床研究、治療方法和防治策略上都做出創造性成就，為病患帶來希望和新生。李桓英用科學與無畏，執著與堅守，為我國乃至世界消滅麻風病做出了突出貢獻。

　　2016年，95歲高齡的李桓英同志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決心以黨員身份繼續為麻風事業奮斗終生。在她的心里，入黨崇高而神圣，她說，“這回我該夠格了吧。”這是一位科學家堅定的政治信仰，是對黨的信念的執著追求!每當取得了成績，她總是說：“傳染病防治是一個高效醫療、有力政府和健康社會共同協力的事業，只有在今天的中國，我的事業才能取得成功。我是趕上了好的國家、好的時代，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時至今日，她依然努力研究，孜孜不倦，堅毅而執著地告訴我們：“我已經一百歲了，我爭取再工作十年，回報組織和領導的關懷關心，為徹底消滅麻風作出自己的貢獻”。

　　李桓英同志是最早和最年輕的在世界衛生組織任職的中國科學家，也是在麻風病防治領域致力于建設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探索者和實踐者。在她的爭取下，世衛組織的藥物和醫療物資為中國麻風病防治工作提供了積極支持，她又將中國防治麻風的成功方案貢獻給世界，為實現“沒有麻風的世界”做出了特殊貢獻，這正是國際主義精神和共產主義精神的最好詮釋。

　　李桓英同志用一個世紀的人生實踐，回答了報國愛國、科學為民、醫者情懷和對黨忠誠的人生之問，我為我們友誼醫院有這樣的時代楷模感到無上榮光。她的事跡感染激勵著我們，也將轉化為新一代友誼人和首都醫務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前行的不竭精神動力。新征程新起點，習近平總書記為我國衛生健康事業指明了方向，我們將從黨的百年奮斗歷程、從黨的英雄模范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堅守的力量和奮斗的力量，為建設健康中國、增進人民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初 心

叢 敏 北京友誼醫院肝病分中心黨支部書記、肝病內科副主任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友誼醫院舉行了一場特殊的入黨宣誓儀式。站在最前面的那位新黨員，是黨的同齡人，當時已經95歲高齡的李桓英教授。她說過：“入黨和做研究一樣，都是追求真理。為人民服務了快60年，按照黨員的標準，我覺得自己現在可能合格了。我雖已進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黨員的身份為麻風事業奮斗終身!”作為李教授入黨時的黨支部書記，下面我為大家講講李桓英同志堅守初心、踐行使命的點點滴滴。

　　1978年，李桓英調入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任職研究員，57歲的她選擇了麻風防治這項伴隨她一生的事業。在頭緒繁多的工作中，她敏銳地找到了建立現場研究場所的突破性入口，開始在云南，這個麻風病猖獗的地方走訪調查。調研期間，李桓英每天早上六點出發，走十公里的山路，路上經常會遇到各種危險，雙手緊握著上方的保險繩，倒掛著在索道上滑行，下面就是湍急的河水。像這樣危險的境遇，李桓英不知經歷了多少次。在四川西昌，汽車翻越雪山時掉進了十幾米深的山溝里，等她蘇醒過來，雪地上留下一大片殷紅的鮮血，她兩側鎖骨和3根肋骨骨折，頭部外傷縫了7針。她卻還開著玩笑說：“按我坐車的概率，也該翻了!”大家都勸她好好休養，她卻忘記了疼痛，纏著厚厚得繃帶，打著石膏繼續投入了新的工作。艱苦與危險沒能阻擋李桓英前行的腳步，她豪爽地說，“我們作醫生的，就不怕吃苦，危險對我也不是個事兒!”

　　李桓英治療麻風從來都是面對面地接觸，沒有畏懼，她主動和他們握手擁抱。她曾這樣說：“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傳染上——讓你們親眼看我現在能治好它!”她還教麻風患者穿鞋。“早晨和晚上，你們要這樣。”說著，手一下子伸進患者剛脫下來的臟鞋里，“摸摸有沒有沙子和釘子，再穿上”。麻風患者手腳是麻木的，她不怕臟，就是為教給他們防止皮膚破損潰爛、自我防護的方法。她就是這樣心中只有患者，唯獨沒有自己。

　　為弘揚李桓英教授的精神，2005年7月，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牽頭成立了以李桓英名字命名的“北京市李桓英醫學基金會”，李老把自己的獎金捐給了基金會，至今，已資助了包括我在內的14批231名中青年醫學骨干，前往世界一流科研院所學習深造，培養了一大批愛黨愛國、扎根中國大地、厚植人文情懷、具備國際視野的優秀醫學人才。

　　在她的入黨儀式上，我曾問李老，為什么選擇現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堅定地說：“在幾十年的工作中，我看到了黨和國家是真真切切在為老百姓辦實事、謀幸福。我取得的成績，與黨組織的關心和支持是分不開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去世后，身上不能覆蓋上一面鮮紅的黨旗，那我會很遺憾的。”她對黨和人民的赤誠，對生命的敬佑，讓我十分感動。“時代楷模”李桓英正是我們千千萬萬醫務工作者的縮影，無論面對人民群眾的普通疾病，還是面對非典、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都在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詮釋著醫者的責任與擔當!

豐 碑

潘春枝 中國麻風防治協會常務副會長

　　我1987年到協會工作，一直非常敬佩李桓英。2011年，我參加了中國科協開展的“李桓英先生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作，系統梳理她的資料后，我再次被她的科學精神和科學家風范深深打動了。

　　早在60年代初期，李桓英所在的中央皮研所要求做一個麻風菌抗原實驗。她克服了重重困難，終于成功提取了麻風抗原。抗原的效果究竟怎樣?顧問馬海德和李桓英都提出，先在自己身上進行試驗。

　　“不行!”李桓英直接“頂撞”了馬海德：“我一個人來就行!”“我年輕，去過東南亞傳染病現場，身上的抗體比你多”。她還說：“干脆，兩針都給我打吧，這樣就能做對比實驗了”。要知道，當時治療麻風還沒有特效藥，萬一感染了，李桓英就真成麻風病人了，也就名副其實為麻風防治事業“獻身”了。

　　馬海德拗不過李桓英，就在她的兩個胳膊上分別注射了0.1毫升超聲過的和沒有超聲的麻風菌素。一個月的時間里，李桓英注射部位出現了紅腫、結節、潰瘍，結痂。終于實驗成功了!大家都為她高興。我采訪她時，李桓英指著兩處疤痕風趣地說，“看!這就是馬老留給我的寶貴紀念。”是啊，這就是李桓英最早獻身麻風科研留下的最美印記。

　　如果說，李桓英以身試險的“膽量”令人欽佩，那我更敬佩她在科研工作中那種終而復始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

　　我在她的辦公室里看見過一張云南、貴州、四川的地圖，上面插了許多紅色三角旗，她指著旗子說：“瞧，這都是我去過的地方。這里面7個麻風高發區，是我選定的治療試點地區。”

　　李桓英敢想敢干、開拓創新，將國外先進的治療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1983年，率先在云南開展了現場短程聯合化療試點研究。為了取得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李桓英干脆把實驗室搬進了人人恐懼的麻風寨!

　　經過27個月的治療，這47例患者全部治愈，試點取得了非常好的療效。在此基礎上，李桓英又將短程聯合化療試點擴大到云貴川的7個地州59個縣，對近萬例病人進行了長達十年的監測，得出了“短程聯合化療”方法復發率僅為0.03%的結果，遠遠低于世衛組織1%的標準。

　　1994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推廣了“短程聯合化療”治療方案。而此時，我國的麻風患者數量已經從80年代初的十多萬人降到了不足1萬人。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運動，創造性地將麻風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極大地推進了我國麻風防治進程。

　　1998年 ，在第15屆國際麻風會議上，世界衛生組織官員諾丁博士緊緊握著李桓英的手說：“全世界麻風防治現場工作，你是做的最好的!”

　　生命不息，奮斗不止。90多歲時，她又帶領團隊瞄準麻風研究的瓶頸問題，用分子生物學方法，開展麻風溯源的研究。至今，我們依然還能看到這位百歲老人，拿著放大鏡，吃力而又認真的看著外文資料，她說，“我老了，下不了現場了，但我愿搭起一座橋梁，把國外先進經驗告訴國內的年輕人。”

　　2016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致第19屆國際麻風大會的賀信中指出：“創造一個沒有麻風的世界”是全球麻風控制的終極目標。任重道遠!

　　讓我們攜起手來，一起為全人類的麻風防治事業繼續奮斗吧!

大 愛

巖 糯 云南省勐臘縣勐侖鎮曼喃醒村黨支部書記

　　40多年前，我們這里還是人人害怕的麻風寨。大摩雅李桓英奶奶的到來，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我的父親刀建新曾擔任過勐臘縣縣委副書記，被診斷患了麻風病后，為了不傳染他人，搬進了麻風寨。在麻風寨他沒有忘記自己是共產黨員，努力帶領村民生產自救。因為缺少有效的治療，父親的手腳都嚴重畸形殘缺了，常常一個人默默地坐在黑暗的茅草屋里發呆。

　　1979年的一天，大摩雅走進了我們家黑暗的茅草屋，她看見在屋里發呆的父親，主動伸出手，一下子就握住了父親的手，還給了他一個結實的擁抱!這可是他得病后，第一次和我父親握手擁抱的人呀!我們寨子只有我父親會說漢語，可他一時竟說不出話了!我們在場的人都驚呆了!整個寨子都沸騰了：“天哪，北京來的大摩雅不怕麻風病!”

　　1983年春節前，大摩雅帶著免費的新藥來了，還在村里住下了!后來我們才知道，那是從世衛組織拿來的藥。藥效怎么樣，當時大家心里都沒底。有位老人，開始說什么也不肯吃藥，大摩雅就親自上門送藥，苦口婆心地勸。有些人吃了藥后，臉上開始發紅、發紫，村民們嚇壞了，有的病人就拒絕服藥，甚至把藥扔進水里。她又開始挨家挨戶做工作，拍著胸脯向所有村民保證：“只要堅持吃藥，這些癥狀都會消失的，我每年都來，治不好我就再找新藥!”

　　半年、一年、兩年、五年……大摩雅每年都來我們村察看，看著所有服藥病人身上的腫塊消失了，麻木的皮膚有了知覺，最終，47例重病患者全部治愈了!這也包括我的父親。他含著眼淚，發自肺腑地說：“麻風病把我們變成鬼，是李教授又把我們從鬼變成了人。”

　　我們感激她，也心疼她。她到我們村，坐的是被掏空了樹干的“小船”。有一次，小船在河里翻了，大家趕緊去救她。等把她救上岸后，她卻哈哈大笑地說：“放心，我胖得像皮球，不會沉下去。”大家又勸她把濕衣服換下，她卻無所謂地說：“天氣熱，沒關系，正好涼快涼快。”然后，就穿著濕透了的衣服進了我們村，直到把一天的工作干完。

　　因為天氣炎熱和旅途勞累，一天下來，她實在太累了，就躺在了我們家竹樓的爬墊上休息。村里的婦女們看到了，趕緊過來為她“按摩”，有揉背的，有捶腿的，有捏胳膊的……在一片歡聲笑語中，人們已分不清誰是醫生，誰是病人，看上去就像一家人一樣。

　　1990年4月17日，是我們永遠難忘的日子。勐臘縣縣長宣布，南醒“麻風寨”更名為“曼喃醒”，正式納入行政自然村管理。一群身穿鮮艷傣家服裝的婦女，向我們的恩人獻上了親手制作的傣家裙，戴上了鮮艷的花環，大摩雅和我們手拉手，像孩子一樣忘情的跳起了傣家舞。

　　后來，大摩雅還來過很多次。最讓我們感動的是，94歲高齡時，她還拄著拐杖來到我們村檢查疾病防治。臨走時，我們送大摩雅，她拉著一位村民的手，略帶傷感地說：“現在你們的病治好了，我的年紀也大了，可能以后不能常來了，就請縣里的馬醫生他們多來看看你們吧。”說著說著，眼淚就流了下來。村民們更是個個淚流滿面，依依不舍地握著她的手，一直把她送到河對岸。

　　大摩雅李奶奶，我們想念您。您已經有好幾年沒來我們這里了，原來的草頂竹樓已經變成了寬敞明亮的傣家別墅;勐醒河上有了橋，再也不用擔心翻船了……。我們每個人都健健康康的，您放心吧。您也多保重，我們有機會一定到北京看您!

赤 子

袁聯潮 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麻風室工作人員

　　1994年我開始跟隨李教授工作，從她的身上學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其中讓我最感動的就是她的赤子之心和愛國情懷。

　　她97歲那年，山西省襄垣縣邀請李教授參加祖父誕辰140周年紀念活動。接到邀請李教授特別興奮，平時很少談到個人生活的她，跟我說起了她的成長經歷。

　　李教授說，祖父是位愛國人士，曾留學日本，抗日戰爭期間解救過八路軍戰士;父親曾留學德國，回國后致力于實業報國。他們的言傳身教和抗戰時期顛沛流離的求學生涯，使她走上了從醫報國之路。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后，她前往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細菌學和公共衛生學碩士學位。

　　1950年，憑著優異的成績，年僅29歲的李桓英成為世衛組織首批官員。在世衛工作的7年時間里，她被派往亞洲、美洲等許多國家，為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在貧窮落后地區的蔓延做出了艱苦努力，受到世衛組織的好評。

　　工作中機場轉機的一次經歷，改變了她的人生道路。

　　李桓英在機場過境簽證時，被要求必須按手印才能通過。工作人員唯獨看不起中國人的情景，深深刺痛了她：中國雖然獨立了，但國弱民窮依然被別人看不起。“我應該為祖國做些什么”的想法頓時在她腦海里變得清晰起來。她說，“那時的我已經三十多歲了，作為中國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國懷抱，把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1957年，她拒絕了世衛組織的高薪續約，瞞著已定居美國的家人，只身一人繞道英國、蘇聯等多個國家，克服重重困難，終于回到了祖國。

　　1964年，遠在美國的父母實在放心不下她獨自一人在國內，專程到香港，再次動員她去美國團聚。面對年邁的父母，她說：“國內生活確實很苦，但苦的不是我一個人，很多人缺吃少穿、體弱多病。作為醫生這時棄之而去，還不如當初不回國!能為祖國、為人民服務我感到自豪。”父母被女兒堅定的報國情懷深深感染了，在機場送別時，父親的眼里含滿了淚水，母親一句話也沒有說。誰也沒想到，這竟是她和父母的最后一面!

　　1980年，李桓英赴美訪問學習時才與闊別二十多年的親人再次團聚。這時，她與父母已天人兩隔。坐在父母的墓碑前，她的眼淚止不住掉了下來，作為女兒她充滿愧疚。但只要想到麻風防治事業，只要想著那些需要她的病人，她又義無反顧、無怨無悔。

　　隨著歸期的臨近，親人們的勸阻也越來越深切。但是為了兌現對麻風病人的承諾，她再次拒絕了親人們的挽留，帶著最新的麻風防治方法和向世衛組織申請到的藥物，如期回到了祖國，再次走進了麻風寨。

　　始終惦記著“大家”的李桓英，對自己的“小家”的要求卻特別簡單。40平米的房子，只有簡單的家具陳設、幾張老照片和到處擺滿的書籍資料。她心里裝得只有工作，每次組織給他申報獎項時，她總是說，組織給我的榮譽已經夠多了，我只有更加努力搞好工作才能不辜負組織的培養。

　　孑然一身的李桓英就是這樣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麻防事業。她曾深情地說，“我為自己是一名中國人感到驕傲和自豪!如果還有來生，我還要回到祖國，用自己所學為中國人服務。”這就是她的赤子之心，走過百年而歷久彌堅!在近30年的朝夕相處中，我被她的家國情懷深深感動著，也將在她的精神感召下不斷前行。

　　嚴 師

　　溫 艷 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主任技師

　　1993年，在我準備到她身邊工作前，就有人勸我說：李教授工作起來有多么地“狂”，批評起人來有多么地“狠”，脾氣又有多么地怪，擔心我受不了。20多年后的今天，我想用自己的經歷給大家介紹一下她的“狂”“狠”“怪”!

　　到麻風室后不久，我就領教了李教授工作的“狂”。那是1994年初冬，我第一次隨李教授到云南麻風現場工作。兩天兩夜的火車加上十幾個小時的汽車，好不容易到了云南省文山州，大家都疲憊不堪，李教授卻連夜落實了第二天需要走訪診療的麻風病人，要求新發患者必須都要走訪到。

　　連續在現場奔波顛簸了2個月才完成了既定工作任務，回到北京已經是年末。由于連續奔波，李教授的膝關節病復發了，住院做了膝關節手術，因為身邊沒有親人，我要來陪床，她卻一口回絕說：“我不需要任何照顧，我需要你去完成實驗。”醫生讓她必須臥床兩周，她卻在第三天就拄著拐杖溜回了辦公室。我們夜以繼日，加班加點。春節前夕實驗完成了，誰知，她又安排了分析數據，總結實驗結果。我真想不通，這也太不要命了吧!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嚴肅的說：“想干事業，就別怕付出，若要計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當聽著窗外傳來的爆竹聲，看著她專心致志的干著那些枯燥乏味的手工統計工作，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有人說她“狠”，說起來的確令人難堪，除了不留情面地批評你，有時甚至“上綱上線”。記得有一次，李教授在我做的麻風病人血清抗體的散點圖中，查出少了一點，非常生氣，當即指出。她嚴厲的對我說：“對待工作就應該認真、仔細，從一開始就要嚴格要求，以后才不會犯同樣的錯誤。文章和數據要拿到國際會議上去宣讀，我們代表的是國家，如果錯了，受到影響和損害的是國家的聲譽呀!”雖然當時我沒有理解，還有些情緒，但所有的話我都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

　　在后來的工作實踐中，我才感受到，她的苛刻培養了我嚴謹的工作作風，使我終身受益。特別是2010年，在李教授的推薦下，我參加了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合作開展的“麻風病早期診斷現場應用”的研究課題，在與外國同行的工作中，我深刻的意識到，嚴謹的作風和科學的態度，是科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品格，也是中國融入世界的必經之路。

　　她的執著追求和坦誠率真，使李教授有點“不識時務”，也讓許多人說她“怪”。80年代初，世界衛生組織資助了15輛車，組織考慮她腿腳不便，準備留一輛給她代步，但是她全部分配給了麻風病高發區，這難道不“怪”嗎?她從不講究吃穿，生活簡樸，但遇到需要幫助的病人，她都會慷慨解囊，這難道不“怪”嗎?她一向敬重她的老領導馬海德博士，但因為學術上的不同見解，甚至會和馬博士爭論得面紅耳赤，這難道不“怪”嗎?在她身上，這樣的“怪”事還有很多很多。

　　我和李教授相處二十多年，深深感到，她確實很“狂”，那是對工作的“狂”，“狂”的令人敬佩! 確實很“狠”，那是恨鐵不成鋼的“狠”，是有感情的“狠”;確實很“怪”，那是境界高于常人的“怪”! 正是這種“狂”“狠”“怪”，才成就了她今天的事業。李教授是我事業上的師長，也是我和廣大醫務工作者永遠學習的楷模和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