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北京市屬12家三甲醫院共136名醫護人員組成的北京醫療隊馳援武漢。湖北省委省政府在給援鄂醫療隊全體隊員的慰問信中寫道，“你們用血肉之軀筑起了護佑生命的鋼鐵長城。”

在今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役中，北京援助武漢醫療隊醫生丁新民，讓同事幫他在防護服的帽子上寫上了“有事找我”幾個大字。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缺醫少藥的貧困地區，在地震、海嘯災區，在非洲兄弟國家，都留下了北京醫療隊的足跡，也有醫生長眠在了受援地的熱土上。

駝背上的北京醫生

北京成規模輸出醫療隊要從1965年說起。

當年6月26日，毛澤東做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一支支北京醫療隊因此奔赴外省市開展醫療援助。

1967年，北京醫療隊向河西走廊派出了第一支醫療隊，此后，一批批北京醫生來到河西走廊。他們頭頂戈壁烈日，腳踏祁連冰雪，走遍了祁連山麓的村村寨寨，探訪了沙漠深處的氈房帳篷，為當地農牧民送醫送藥。

1972年，北京赴甘肅醫療隊長途跋涉，穿過戈壁灘，把醫藥送到牧區里。

1972年，北京醫療隊來到牧民的帳篷里，為牧民檢查身體。

在河西走廊，騎著駱駝去行醫是常事。

1973年秋末冬初，北京醫療隊阿拉善右旗分隊的3名隊員決定到巴丹吉林大沙漠深處的巴丹吉林大隊去探訪。旗上不少同志勸他們不要去，即使有經驗的人，都曾在大沙漠里迷路。但他們堅持要去。在一位鄉郵員的帶領下，3名隊員生平第一次騎上駱駝，向大沙漠深處進發。他們翻越了海拔3000米連綿不斷的沙山，越過了陡如屋脊的沙山脊，迎著風沙，整整走了兩天才到達。

全大隊42戶牧民散居在8000多平方公里的沙丘之中，畜群點之間相距幾十里地。醫療隊員們挨家挨戶探訪，深夜趕路時就在沙窩里趴灘露宿。56天，3人走遍了每個蒙古包，為所有病人都看了病，還在困難條件下成功進行了切除卵巢囊腫、闌尾等手術。牧民們感動地說：“舊社會，我們踏遍草原請不來醫生，得了小病扛過去，得了大病等著死。新社會，毛主席從北京派來好醫生，踏遍草原來找我們!”

在高寒山區天祝藏族自治縣巡回醫療的隊員們，不顧高原反應，堅持送醫送藥上門。松山公社有一位藏族大娘，腹部長了很大的腫瘤，不能躺臥，長年跪在炕上。1973年7月，北京醫療隊為老人進行了手術，摘除了一個31斤重的腫瘤。

1974年6月20日《北京日報》3版，《北京醫療隊在河西走廊》。

醫療隊和當地的農牧民結下了深厚情誼。有一天醫療隊冒雨來到一個蒙古包給牧民看病，女主人特意換上了新地毯。她一輩子手工織了三塊羊毛地毯，一塊結婚時用了，一塊生孩子時用了，就剩一塊新的。醫療隊員怕已經濕了的鞋子弄臟新地毯，不肯進去，女牧民不高興了，直到北京醫生進去了才心安。這種情景深深地感動了醫療隊的隊員們。(2004年8月25日《北京日報》16版，《“北京醫療隊”又整裝待發》)

那時，醫療隊不僅負責看病，因為當地勞動力嚴重缺乏，醫療隊甚至幫著老鄉種地。一次，北京醫療隊要走了，來接醫療隊的卡車停在衛生院門口，老百姓躺在地上不讓卡車走，他們說：“麥子是你們幫著種的，必須吃了麥子再走。”

在10年時間里，北京協和醫院、北京醫院、北京兒童醫院等20多家北京醫療單位向河西走廊派出了3000多名醫務人員。他們診治了大量病人，搶救了不少危重病人。

1973年，赴延安的北京醫療隊正在給孩子看病。

不只是在河西走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還向陜西延安、西藏阿里、云南西雙版納等地派出了多批醫療隊。

1968年開始援外醫療

1968年，在周恩來總理的提議下，北京向幾內亞派出了第一支援外醫療隊。此后，一批批北京醫生被派往幾內亞、布基納法索、利比亞等非洲國家。

1984年1月，我國第一次向利比亞派出醫療隊。醫療隊全部是由來自北京的醫務人員組成的。

醫療隊開始工作的第二天就創造了當地醫療史上的一個奇跡。

患者入院前一小時被機器絞傷左手，五指關節完全開放，嚴重粉碎性骨折，肌腱斷裂，除拇指外，其余四指僅尺側部分軟組織相連。

當時，在該院工作的六七個國家的醫生都認為除拇指外，其余四指需要截除，只有來自北京的醫生認為有保留更多手指的可能性。醫院院長最終同意了北京醫生的意見。

來自北京積水潭醫院的常萬紳、翟桂華兩位醫生在其他醫護人員的配合下，經過九個半小時的手術，成功為患者接上了斷指，五根手指全部保住了。患者和家屬激動地說：“中國醫生了不起!”

1984年《北京日報》1版，《利比亞朋友說：中國醫生了不起》。

此后，北京醫生又連續為當地患者成功再植右上臂及左足。這幾次再植手術，轟動了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

2010年，北京醫療隊員為幾內亞患者診病。

為貧窮的老人免費切除腫瘤，為剛剛出生兩天的肛門閉鎖小嬰兒成功進行手術，通過持續治療讓一位常年因腰腿痛下不了地的大叔又能下地干活了……在幾內亞，北京醫生的醫術也是一傳十，十傳百，周邊國家的病人特意趕來，點名要看中國醫生。(2010年5月6日《北京日報》3版，《援·愛》)

在受援地，中國醫生是最受歡迎的人：病房里，孩子會摟著從北京來的女醫生用中文叫媽媽;診室里，黑人醫生拍著中國醫生的肩膀說這是我的兄弟;在幾內亞政變期間，示威游行和槍戰頻繁發生，但只要中國醫療隊的車經過，人群總會為這些來援助他們的中國醫生閃出一條通道。

這些樸素的情感，讓一批又一批醫療隊員的艱苦、孤獨、犧牲和付出，都變得值得。

北京援助幾內亞第23批醫療隊隊員與當地醫生一起為一名幾內亞婦女做結腸外科手術。

診治病人約840萬人次，收治病人約38萬人次，完成手術約18.1萬人次，搶救危重病人約15萬人次——這是2013年中國醫療隊援非50周年時，北京援非醫療隊交出的成績單。

在這些數字的背后，有十幾名北京醫療隊隊員在援非期間以身殉職，永遠地留在了那片熱土。

挺進災區最深處

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了7.8級大地震。

地震當天，首鋼遷安礦山醫院就派醫療隊開赴唐山。當晚七點多鐘，在大雨滂沱、余震不斷的情況下，他們就在唐山市的新市區設立了搶救醫療點。(1976年8月26日《北京日報》2版，《首鋼遷安礦山醫院醫務人員在抗震救災中作出貢獻》)

北京市人民醫院醫療隊也在地震當天就抵達災區農村，一直戰斗到第二天深夜才吃上第一頓飯。

北京礦務局醫療隊則迅速趕到唐山馬家溝煤礦，投入搶救。有個傷員急需截肢，但當時缺少醫療器械。醫療隊找來鋼鋸，連同其它手術器械，在臨時搭起的露天灶內進行了煮沸消毒，在樹下鋪開塑料布，以小樹作靜脈點滴架，為傷員進行了手術。

1976年8月25日《北京日報》2版，《戰斗在唐山》。

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北京醫療隊在黑龍江漠河整整奮戰了兩個月。

1998年抗洪一線，中日友好醫院醫療隊每天巡診于十多公里的湖南華容縣洪山頭大堤上。

1998年抗洪一線，為做到“大災之后無大疫”，醫療隊的大夫抓住一切機會為當地群眾講解防疫防病常識。

1998年特大洪水災害，載著北京醫生的車日夜兼程，冒雨開上災情最重的湖北公安縣荊江大堤和湖南華容縣洪山頭大堤，豎起北京醫療隊的大旗。當地群眾一看到北京醫生，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淚。當時，首都醫療衛生系統共向湖南、湖北、內蒙古、黑龍江等受災地區派出了20支醫療隊、150多名醫療隊員，出色地完成了醫療防疫任務。

1998年9月23日《北京日報》1版，《二十支醫療隊圓滿完成防疫》。

2008年5月12日，汶川發生大地震，四川需要緊急馳援。

2008年汶川地震后，北京醫療隊宣武醫院專家冒著余震給傷員做手術。

大地震發生不到24小時，北京首批50名醫護人員已乘飛機奔赴救災一線，成為最早抵達災區的外地救援隊之一。

從5月13日至26日，北京共派出9批627名醫療隊員，反應速度之快、參與人數之多前所未有。在抗震救災的第一線，首都的白衣天使成為除川渝地區外最大的一支援川醫療救援隊。

在災區，首都醫療隊被災區群眾譽為“國家隊”。在綿陽、彭州、德陽、都江堰、成都，他們伴著余震診療1萬余名傷員，完成手術近400臺。

地震中有一個母親舍命救女的感人故事被廣為傳誦。在北川縣陳家壩鎮龍灣村，當鄰居們從廢墟中挖出黃珍麗時，發現她用身體緊緊護住了自己2個月零7天的孩子。

但孩子還是被石塊擊傷頭部。轉運到綿陽市中心醫院后，孩子的奶奶聽說這里有北京來的醫生，她抱著已經昏迷了6天的孫女，“撲通”一聲跪在了天壇醫院大夫呂剛面前，“這是我兒媳婦用命換來的孩子，求您一定要救救她……”呂剛攙起老人，眼圈紅了：“孩子劫后余生，我們一定盡全力搶救!”孩子嚴重腦積水和腦血腫，由于手術條件所限，呂大夫果斷地用一根頭皮針刺入孩子的囟門，顱內血積液頓時順著導管流了出來。“哇——”的一聲，孩子終于發出地震后的第一聲啼哭。老人伏地叩首：“我的好兒媳，孩子給你報平安啦!”

在北川，還流傳著一個跨區域、跨行業，千里大協作搶救傷員的感人故事。23歲的敬代暉是北川法院樓內31名員工中惟一的幸存者，但他頸椎第一、第二節骨折，頭部也受了重傷，不能挪動，隨時有生命危險，而當地缺少救治必不可少的頭頸外固定架。北京醫療隊的醫生馬上和數千里之外的后方醫院聯系，生產廠家立即免費提供，首都機場破例免檢，國航免費最快托運，3個小時，將救命的外固定架從北京空運到綿陽。當天，手術得以進行，術后敬代暉就可以坐起來了，免除了癱瘓的可能。敬代暉的母親含淚說：“這都是國內最頂級的專家，我知道我兒子有多么幸運!”

2003年雅安地震后，北京醫療隊的醫生孫建軍在簡陋的環境中在為患者進行手術。

大地震過后，曾經秀美的巴山蜀水，滿目瘡痍。每天，綿延3公里的73輛北京急救車都在路況惡劣的巴蜀深山中日夜穿梭，拉起一道充滿希望的生命線。

在一次轉運過程中，醫生李煒亮所在的急救車上，一位傷員已經3天沒有大便了，腰椎骨折使他不能翻身，連便盆都不能放進去。李煒亮找來一塊單子，輕輕抬起傷員的腿，一點點塞到他身子底下。傷員有點不好意思，但李煒亮說：“沒事兒，我就是您的親兄弟。”大便解出來了，李煒亮給傷員擦干凈，再把解有大便的單子小心地撤出來。傷員沒有說話，大顆淚珠從眼角無聲滑落。

在抗震救災一線，北京這73輛急救車不到救援車輛總數的八分之一，卻完成了災區傷員總轉運量的30%，行程21萬公里，14天連續不停地往重慶、綿陽、樂山等地轉運傷員2836名。

北京救護車隊所到之處，警察敬禮，災區群眾鉆出帳篷熱烈鼓掌。

2008年6月8日《北京日報》1版，《天使本色》。

2010年玉樹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北京醫療隊都迅速出征，挺進重災區，沖在了抗震救災的最前線。

2010年玉樹地震中，玉樹州一名藏族小男孩身上多處軟組織挫傷，疼痛難忍。北京醫療隊醫生抱起他后，他堅強地說：“叔叔抱著，我就不疼!”王小文/攝

2010年4月10日上午，北京急救中心緊急調派的24輛急救車在大紅門火車站裝上列車，馳援青海玉樹地震災區。賈同軍/攝

2010年4月16日下午，北京急救中心赴青海玉樹地震災區醫療隊抵達西寧。饒強/攝

2010年4月19日，在玉樹自治州貝納溝文成公主村，北京醫療隊隊員在震區邊遠村落為各族同胞巡診。饒強/攝

萬里之外“追擊”埃博拉

2014年，非洲暴發埃博拉出血熱疫情，短短幾個月時間，就奪走數千人的生命。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疫情發生國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在許多援非國家陸續撤走本國醫生之時，中國政府伸出援助之手，毅然派出3支醫療專家組分赴西非三國，幫助當地防控埃博拉疫情。

經過20多個小時的輾轉，跨越1.3萬公里，8月17日，3名北京抗擊埃博拉援非醫療專家和北京第24批醫療隊抵達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

2014年8月18日《北京日報》5版，《抗擊埃博拉 北京專家抵非》。

時差還沒完全倒過來，來自北京的醫生們就在中幾友好醫院開展起工作。當時，幾內亞人談“埃”色變。當地已有近百名醫務人員死于埃博拉感染。僅中幾友好醫院就有9名醫務人員感染，6人死亡。

內鏡檢查，是一種高風險的檢查，因為醫生很可能會接觸到患者的體液，感染埃博拉病毒。北京友誼醫院消化科內鏡專家呂富靖走進中幾友好醫院內鏡室時，發現這里僅有一根上世紀80年代的纖維內窺鏡，只能通過目鏡近距離觀察。如果不親自操作，就無法觀察到病變的情況。

他很清楚，這里的“個人防護”只不過是戴口罩、眼罩和手套，對于預防埃博拉病毒感染，遠遠不夠，但他依然堅持親自進行了內鏡檢查。

2015年12月10日《北京日報》3版，《援非抗埃 大愛無疆》。

“別人因埃博拉走了，中國因埃博拉來了。”就像非洲一些國家民謠傳唱的那樣，在抗擊埃博拉的全球斗爭中，中國始終站在最前頭。北京醫療隊在萬里之外，詮釋著醫生的無疆大愛。

今年1月27日，北京醫療隊迅速集結，踏上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征程。他們的“戰疫”宣言是：一站到底，完勝而歸。

資料來源：北京日報圖文數據庫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記者 侯莎莎